1、研究进展

① 各子课题研究计划的总体实施及进展情况

项目获批并启动后,总体上按计划启动。

分课题1“中日韩古代星图编制与研究”韩国团队从中日韩古代天文图中筛选出近200幅具有代表性的中日韩古代星图韩国在收藏中,目前正在分析其中的劣质明星。 这些图像经过数字修复和恢复,并编制了 100 多幅星图插图。

子课题2“中日韩象征天文图整理与研究”收集了肖像石、墓道壁画、佛教绘画、道教水陆画等文物中的象征天文图100余幅在整理它们的同时,我们结合艺术史、宗教史和科技史的方法,探索此类天文图的研究和解读方法。 同时,我们也开始对图片进行处理,为图录的出版做准备。

分课题3“中日韩古天文图数据库建设”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并参与该所“欧亚及北方天空可视化与物质文化”非洲:欧亚大陆和北非图像数据库(公元前4000年-公元1700年)”(Visualiz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the Heavens: Image Database Eurasia and North Africa (4000 BCE–1700 CE))项目,联合开发了专用图像数据库平台,负责中国、日本、韩国古代天文地图的录入和存储。 经过一年多的合作,数据库结构搭建和调试已经完成,并开始图像输入。

分议题4“中日韩古代天文图史研究”分析中日韩天文图研究现状,初步梳理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尝试推进该领域的研究以专题研究为主。 深入。 本阶段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星官及其星图的传承与演变”、“明清时期中西星图知识的相遇与交流”、“星官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中国古代象征天象图”开展三大主题研究。

② 研究与学术交流

项目组成员对中国、日本、韩国现存的古代天文图进行了全面调查。 勘察范围不仅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独立星图和象征性天文图,还包括各种古籍中所载的天文图。 同时,我们积极参与相关学术交流,通过交流与国内外相关领域同行建立联系,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16次:

(一)2017年5月30日至6月1日,石云礼参加“全球科技史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并撰写《崇祯历法天文学论》 chóng zhēn lì shū)和《欧洲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会议报告。

(2)2017年7月6日至9日,孙晓春、史云丽、关玉珍、王光超等参加“第二届国际丝绸之路天文学大会”(乌鲁木齐)并作“中国传统历法中日天文学大会” 《第二次历史演变》等四份报告;

(3)2017年7月23日至29日,史云丽、关玉珍、褚龙飞、王光超参加“第25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里约热内卢)并举办“中国学会晚期中华帝国”与德国和法国同行。 《科学》专题研讨会,并报道了《向17世纪中国读者传播欧洲天文学:崇祯历法天文学中的知识策略》等四篇论文。

(4)2017年9月24日至29日,石云丽参加“米歇尔·罗明坚:中欧对话黎明时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肖像”国际研讨会(罗马、那不勒斯)并作专题报告“罗明坚手稿《葡汉词典》所附三文记载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最早天文仪器》。

(5)2017年10月9日至11日,石云丽参加“澳门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澳门)并作大会报告报告《关于明朝《崇祯》年鉴内容的再议》。

(6)2017年9月14日,史云丽参加“纪念李迪先生90华诞暨科技史一流学科建设发展学术研讨会”(呼和浩特)并作《崇祯历书编号复核》报告。

(7)2017年9月22日至25日,王光超参加“明清西学东传”学术会议,作《日十二算之变》一文作报告明清时期”。

(8)2017年10月24日至28日,石云丽参加“亚洲传统科学国际会议”(京都)并作《彩色星星:天空步行者之歌及其星图重温》报告。

(9)2018年4月17日至20日,石云丽、关玉珍参加“天体及其物质文化的可视化”国际研讨会(柏林),并发表《用欧洲观测绘制中国天空:耶稣会星图》重访明末》报告。

(10)2018年6月3日至6日,石云丽参加“中国与中东:丝绸之路沿线及之外的历史联系与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特拉维夫),撰写《阿拉伯天文学的中国形象》清朝时期”的报道。

举办国际研讨会1次:2017年10月6日至7日,与浙江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所共同主办“崇祯历书与明清历书”研讨会。 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一)《崇祯黄历》及其中的天文、数学; (2)明清时期欧洲天文学、数学在中国的传播; (三)欧洲天文学、数学对明清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影响; (四)其他与明清历法科学有关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普研究员、李亮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孙晓春教授、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顾克利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詹家岭研究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史云丽教授、褚龙菲特教授担任副研究员,香港大学冯锦荣教授、东华大学徐泽林教授、邓克辉教授、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王淼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所董杰副教授、郑州大学马卫华副教授、山东大学徐教授杰博士、武汉大学朱浩浩博士等分别做了学术报告。

除国内常规研究外,还开展了4项跨境研究活动:

2017年2月26日至3月4日,石云丽赴柬埔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号8290113061项目下的琼邑濒危考古遗址发掘工作。 在此期间,他审视了吴哥城建筑中佛教宇宙观的形象表达。 4

2017年10月24日至28日,石云丽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对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及相关博物馆收藏的天文图片进行了调查。

2017年12月3日至12月9日赴法国巴黎天文台进行学术访问,考察明清时期传教士研究中国古代星图等问题。

2018年4月1日至20日,罗逸星赴日本对日本古代星图进行补充征集。

③成果宣传推广

成果正式发布前不方便推广,因此2017年不会有相关推广。20​​18年下半年将按要求提交项目简报和成果推广。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成果、意见和建议;

韩国罗艺兴团队的研究经费无法跨境支付。 目前的研究费用由团队所在博物馆支付。 为了鼓励国际合作,我们希望找到合作资金分配的解决方案。

2、研究成果

(一)《补天歌》及其星图中星官颜色研究

此前的研究表明,隋唐时期成书的《补天歌》中就含有用三色描述传统三星官的内容。 不过,除了10世纪传入朝鲜的“补天歌”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保存下来的。 此外,在汉文抄本中,随着区分三星官的重要性减弱,这些颜色信息也逐渐消失。 然而,经过对该项目的调查后发现,明清时期存在大量的印刷版和纸币版的《补天歌》,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 虽然很多版本的歌词并没有包含太多关于星星颜色的信息,但配套的星图却清晰地标有两种或三种颜色,或者用小圆圈或黑点来区分星点。 有官方背景的《补天歌》版本(比如秦天健监制的传家宝)中,明星的颜色标记尤为严格。 由此可见,在中国,三星官的信息主要是通过《补天阁》星图来保存的。 该论文受邀在日本京都大学举办的“亚洲传统科学国际会议”上进行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

(2)《回历》中的星表和星图研究:

明初,回回历学家与汉族学者合作编撰了《回回历》,这是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天文学著作。 收录有《黄道南北内外星经纬度》及所附《凌寇入图》,是现存最早的中西星表和星图。 之前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它们是托勒密星象著作的翻译,但本项目的研究表明,除了包括中国和西方都发现的星象外,还包括不在中国但在西方的星象。 ,目录还考虑到了在中国但在西方的明星。 西方没有星星,所以很大程度上是中西星星观测的混合体,反映了明初在吸收阿拉伯星星知识时中西知识的相互消解。 该成果受邀在德国马普科学史学会举办的“天体及其物质文化可视化”国际研讨会上进行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三)明末第一本望远镜专着《望远镜论》中望远镜天文图像的来源考察

《望远镜》一直被认为是从西方手稿翻译而来。 该项目通过其中收集的几张天文图片发现,它们实际上取自伽利略和沙伊纳等不同欧洲天文学家的作品。 不仅如此,通过模拟和反推发现,作者汤若望在到达中国后,对这些星图中所指示的现象进行了验证性的望远镜观测,并根据自己的观测结果和中国星对原始图进行了修改。系统。 从这一点来看,该书并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汤若望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观察数据独立编写的。 论文受邀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四)明末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最早介绍托勒密星象系统

在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编着的《葡汉词典》手稿中,可以找到一篇题为《天球》的文字,主要介绍了欧洲天球的结构以及上面描绘的星座。 这些星座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欧洲天球。 通用托勒密恒星系统。 此前,我们知道清代一些中国天文学家的著作中出现了设定星座系统的译本,但我们不知道它的起源。 分析此手稿可知,它们均来自耶稣会士初到中国后的译本,仅作了少量改动。 由此可见,《天球》文字虽然没有公开出版,但通过抄袭在中国民间流传,并持续影响着西方星座体系的现代标准翻译。 该成果在罗马大学、那不勒斯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的“米歇尔·罗明坚:中欧对话黎明时的耶稣会传教士肖像”国际研讨会上进行了报道,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

(五)从《景天盖》看中国耶稣会天文学家对中西恒星系统的融合

《景天盖》是明末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天文学家及其中国追随者创作的一首类似于《补天歌》的认星歌曲。 主要根据欧洲天文表和星图来分析《补天歌》。 “中国传统的按照三壁二十八星座排列的星官制度被改造了。以前的研究只关注歌词中描述的星官与《补天歌》中原来的星官的区别,但没有注意指定星图与传统《补天歌》星图的区别,本次项目结合歌词和星图进行审视,发现《景天盖》的星图保留了很多星图,歌词中没有,应该是欧洲星表和星图上没有的明星,但存在于中国传统星图里的明星,说明作者在歌词中改造中国星官的同时,也想付出星图中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传统。

(六)《崇祯历书?星经纬度图解》中的星表、星图

《星星的经纬度图解》一般被认为是欧洲作品的译本。 本项目利用硕士论文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 结果发现,它不仅在欧洲星表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星表进行了很大的调整,而且还保留了许多不在欧洲星表中,但在中国传统星表中相对重要的恒星。 事实上,一个中西明星混合的新体系已经形成。 而且,这一制度在后来的清代官星著作中的演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论文已被《中国科技史》期刊接收。

3. 下一步研究计划和预算

子项目1:

2018-2019年:继续对采集的星图进行数字化修复和还原,编制星表说明文字,并进行英文翻译。 同时我们会补充可能被遗漏的重要星图。 2019年底,我们将完成《中日韩古代地图集》。 星图集的清晰草稿。

子项目2:

2018-2019年:继续对中、日、韩三国古代象征天文图进行调查收集。

2020-2021年:对选定的象征性天文图片进行必要的修复和复制,并编制中英文插图。 《中日韩符号天文图集》将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编制。

子项目3:

2018-2019年:重点开展中国古代天文图的收集与入库工作。

2020年:重点关注韩国古代天文图的收集和入库。

2021年:重点关注日本古代天文图的收集和数据库录入。

子项目4:

2018-2019年:重点开展中国古代天文图图专题研究。

2020年:重点开展韩国、日本古代天文图专题研究。

2021年:完成《中日韩古代天文图解史》的撰写。

由于日本收集的古代天文图数量大大超过了项目组原来的估计,而且很多天文图都体现了对中国天文图的吸收、验证和改造,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因此,项目组还计划加强对日本收藏的古代天文地图的收集。 此外,为了扩大项目影响,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项目组还计划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各地的相关专家约20人参加。全世界都来参与。 交流并出版论文集。

(研究组供稿)

作者 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