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仅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彗星记录,而且古代中国人对彗星也有一定的科学认识。

尽管少数彗星被视为吉祥,但大多数彗星都被古人视为灾难的预兆。 为了趋吉避凶,中国古代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无数与彗星有关的悲剧和喜剧。

公元1075年,王安石主持北宋变法。 这项改革遭到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北宋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但迷信的“灾难论”也盛行。 今年十月初七,出现了一颗彗星。 按照“灾祸论”,这是一场严重的“天灾”。 宋神宗对此忧心忡忡,对新政心存疑虑,不但避正堂、减膳,还下旨,命王安石率群臣出言,“修政”。 反对派趁机指责王安石等改良派。 大臣卢恭祝说彗星的出现是皇帝用人不当造成的; 大臣富弼建议神宗施政要选择群众的意见,而不是只听少数人的意见。 事实上,他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张方平甚至直接指出“自然变化”是新政造成的; 御史中丞邓琬利用这一“自然之变”来控告改良派将军张纯。

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十分坚定。 面对各种非议,他曾说过,“不惧自然变化,不惧祖先,不同情人言”。 这一次,面对彗星的“自然变化”和政敌的攻击,他再次迎难而上。 他援引前朝历史,告诉皇帝:晋武帝时期,彗星出现过两次。 权威星相书认为,这是皇帝短命的征兆。 然而晋武帝在位二十八年; 春秋时期,星相家贾必藻根据天象说郑国将要发生火灾,并建议统治者子产用自己的财产向上天祈求避免火灾。 但子产不信星象,拒绝阻止这场灾难。 郑国因此安然无恙。 可见占星学并不可信。 要想政好、民好,关键是天子恪守道德,臣子勤政。

然而,彗星引发的对改革的攻击是有效的。 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次年不得不辞去宰相之职,变法很快暂停。 孙晓春先生指出:“改革的成败固然是由许多社会政治因素决定的,但‘天灾’的讨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古代彗星记录

古人认为天象与人事有关,通过星象可以预测未来、了解命运。 因此,他们勤于观察,在史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天象记录。 彗星的占星意义尤为重要,中国古代关于彗星的记载也因此比较丰富。

有学者认为,近代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彗星的记载。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兵略逊》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彗星的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伐纣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巨大的彗星。 人们认为这是商朝的吉兆,但武王不为所动,毅然进军,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西周以前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有关彗星的记载却十分罕见。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彗星的记载逐渐丰富,《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有关于彗星的记载。 这一时期的彗星记录总体上非常简单。 除了时间之外,往往只有“看见彗星”几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记录记录了彗星尾巴的方向。 例如,武王伐周时,彗星的“柄在东方”,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4月)时,彗星的尾部指向“楚柄”,“晋为楚柄”。在彗星的尽头。” 还有一些记录记录了彗星的外观或运动方向。 例如,公元前613年,“彗星进入北斗”; 公元前525年,“彗星出现在天空”; 公元前510年,“彗星出东北,应分田”等。齐景公时期(公元前547年至公元前490年)的一份记录也记载了彗星可见的时期:“有一颗彗星……星星在第十六天就熄灭了。”

秦汉时期,彗星的记载不仅更加丰富,而且对彗星的出现时间、位置、运动方向、颜色、形状、可见周期等特征有了更加详细的描述,记录水平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提高。质的飞跃。 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战国到秦汉的进步。 例如,公元前148年六月,“蓬星在屋西南、南,大如二斗,色白;癸亥在心东北,长六”。尺;甲子在魏北,可长六尺。张;丁卯,在济北,近汉,稍小,去时,大如桃。人申左,扇十天。” 《汉书·天文纪事》中的这段记载描述了不同日期的彗星。 相对于方、辛、韦、吉等星官的位置,彗尾从“二斗”成长到“丈所”,再到“六丈”,再到“稍小” ,最后缩小到“桃子大”的变化过程,将彗星的颜色描绘成白色,形状像“鹏”,总共可以看到十天。

据《公元104年》记载,四月初四,“紫宫起白气如粉柳,五五时,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宿,五月,壬申死了。” 这份简短的记录还提供了彗星的颜色、形状、运动路径和可见期等详细的科学信息。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开始用“度”单位来描述彗星的位置和运动,这反映了当时测量天文学中球面距离单位和坐标系的实际使用。时间。 例如,公元前7月12日辛未日,彗星位于太阳后方“六度多”; 公元54年,“东井20度时水产生白色气体……是一颗彗星”; 公元65年6月,彗星出现在《刘张三十七度》中; 1976年8月,彗星“稍微移入牵牛花三度”等。

千余年来,直至清朝末年,中国古代的彗星记录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高水平,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发展。 尤其到了元代,对彗星位置的观测更加精确。 例如,1356年元至正年8月16日甲戌日,测彗星在“漳宿十七度十分”; 1362年元至正年6月22日辛巳日,测得彗星“在牛二度九十”。

在古代,由于天文占星的研究往往被皇帝垄断,天文现象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二十四史》等中央政府编纂的官方典籍中。 这些记录主要是王朝京城天文官员的观测记录。

宋元时期是中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 元代编修的《金陵新志》等地方志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可以与正史佐证的宋元彗星的记载。 延续到明清时期,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彗星的记载不仅出现在各种地方志中,也出现在各种私人笔记和著作中。 有些记载并未载入朝代中央政府的正史。 到了清代,地方志已经取代了正史,可以视为彗星记录的主要来源。

例如清初顺治时期,《清史稿·天文志》中只有顺治九年的记载。 而通过《上海县志》、《重庆府志》、《福建通志》、《嘉禾县志》、《吴江县志》等十余种地方志,我们可以知道,在顺治元年、二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十八年也多次出现彗星。古人对彗星的认识

一些占星著作表明,彗星是由五颗行星的“精神”诞生的。 如果观察太阳旁边出现什么颜色的“气”,则表明某颗行星将产生彗星。 中国古代占星书《黄帝昭》云:“彗星出时,若阴日见之,则太阳旁有绿色方形能量,此时,星之本质(即木星)会变成彗星,如果阴天看到红星,四方之气在太阳旁边,这个荧火(火星)的本质就会变成彗星,他们每个人都受到五色气候,故五星成彗星,先见气,后见彗星。” 不过,在《天人合一》“归纳”思想的指导下,《黄帝瞻》中所描述的“预言”仍然可以概括为“彗星出现……天下将崛起”。后来,有占星家提出,“看到太阳附近的天气”后,几十天或几个月就会出现彗星。

唐朝的李淳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彗尾反日性的人:“彗星本来没有光,受到太阳照射就变成光。所以,在夜间看时, ”它指向东,早上看时,它指向西。在太阳的北方和南方,它们都遵循阳光的指向。” 这段话解释说: 1. 彗星是一个天体; 2、彗星本身不发光,只是由于太阳的照射而发光; 3.彗星的尾巴总是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 在欧洲,直到第谷之前,人们仍然相信彗星虽然比月球更远,但仍然是大气现象。 直到1540年,德国天文学家阿比安才提出彗尾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 马王堆帛书的惊人成就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 其中一本有关天文、天气占卜的帛书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 20世纪中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发现朝鲜有一幅公元1664年的手绘彗星图。 他饶有兴致地问道:北京秦田监狱的彗星记录里还有手绘的彗星图吗? ”马王堆帛书出土后,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天文》杂志科学顾问习泽宗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仅有手绘的明清档案中有清代秦天监的彗星图,而且公元前168年埋在地下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也有29幅图画,描绘了各种形状的彗星。 ”并称其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彗星形态的著作。”习泽宗等学者通过文字中的禁忌、国名等,确定这本帛书的成书时间不迟于西汉初年。战国时期,加上吴楚白驹之战(公元前200年左右)等史实,应为“战国楚人所制”。

这幅帛书出土时虽已部分腐烂,但修复后仍可恢复原貌。 长1.5米,宽0.48米。 从上到下分为六列,每列从左到右又分为若干条。 原书没有标题,学者们根据内容将其命名为《天文气象杂记》。 整个画面分为约250幅画面,其中第六栏中间有29幅彗星图像。 除一段文字被涂掉外,其余内容均完整。 这29幅图的文字注释保存了战国时期彗星形态的18种分类。 它们的名字是:赤冠、百冠、天健、槐花、慧、蒲、耗、秆、帚、李、竹、艾。 、茅、茅毛、极、羌、胡、谦、池右七、斋。

在甲骨文研究中,有人发现甲骨文中的“回”字有四种字形:短尾型、长尾型、头型和劈叉型。 这可能反映了殷商时期古人对彗星形态的分类。 唐代李淳风所著的《晋书.天文志》中,对彗星的形态有非常详细的分类,如:慧、博、昌、天怀、天居、天强、蚩尤旗等。分类可参考公元200年左右成书的《荆州瞻》。 在汉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已有彗星的初步分类:“碧星”、“长星”、“彗星”。

现代天文学将彗尾分为三大类:由电离气体组成的气体尾、由尘埃组成的尘埃尾、以及直接指向太阳的短锥形反尾。 汉代的分类与此相吻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四星”,有反尾或无尾的彗星;“四星”,有反尾或无尾的彗星; “长星”,即“笔星”,有气尾; ,有尘尾。 尘尾中,有一些弯曲得特别尖锐,称为“蚩尤旗”。 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为汉代文献中彗星的分类提供了实物证据。

1943年,苏联天文学家奥尔洛夫根据彗核内气体含量的多少,将彗头分为N、C、E三类:N类,彗核内气体成分稀疏,只有彗核和可以看到尾巴。 没有昏迷; C型,气体较少,有彗发但无壳,彗发呈球状; E型,气体丰富,彗发非常亮,有抛物面形外壳,彗发呈锚形。 。 在马王堆帛书中的彗星图中,可以找到这三种类型:有的圆头中心有一个小圆圈,应该是E型;有的在圆头中心有一个小圆圈,应该是E型; 有的只有一个圆圈,应该是C型; 有的只有一个圆圈,应该是C型; 只有一个黑点,应该是N类。

马王堆另一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一句话:“喷者如彗星”。 19世纪,西方天文学家提出,当黑暗寒冷的彗核接近太阳时,物质从头部喷出,形成彗尾。 1949年,这一想法被美国天文学家惠普尔发展为“脏雪球”模型。 。 《五十二病方》中的这句话是对彗星本质的正确认识,被习泽宗称赞为“一个令人惊奇的猜想”。古代彗星记录与现代科学

17、18世纪,宋君荣等耶稣会神父来到中国,将中国古代天体记录传播到欧洲,引起了开普勒、拉普拉斯、比奥等科学家的关注。 宋君荣曾写过《中国所见彗星名录》。 1846年,比奥在法国出版了《1230年至1640年中国彗星观测表》,向西方学者介绍了中国古代彗星记录。

张玉哲院士曾指出:“古代天文观测记录对于当今的天文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以哈雷彗星为例,早在公元前613年,我国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返回记录。 这些记录包含了哈雷彗星的时间、地点、运动等丰富的科学信息。 20世纪初,英国人克罗姆林和考威尔将中国古代对哈雷彗星的记录与现代天文学预测的近日点时间和回归周期进行了比较。 1850年,有人根据中国历史资料计算,发现了哈雷彗星的轨道平面。 与黄道面的交角逐渐变化,对于研究彗星的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1972年,美国JLB拉迪利用中国彗星记录研究哈雷彗星的运动,提出太阳系第十大行星存在的假说; 1971年 1978年,旅居爱尔兰的华人天文学家姜涛重新审视了相关记录,提出非引力效应的存在; 1978年,张宇哲利用中国古代彗星记录进行研究,提出可能存在一个环形、总质量与地球相等的彗星云。

张玉哲院士在研究哈雷彗星运动时曾提出历史年代学假说:如果《淮南紫冰略逊》中记载的彗星就是哈雷彗星,那么就可以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演它的时代。 由此可以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份为公元前1057年,从而解开了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年代之谜。 这个假说在历史学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这一年就是现代天文学所给出的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份。 事实上,张先生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假设,必须以该彗星被确认为哈雷彗星为前提。 近年来,卢先文等人的研究证实,现有史料无法证明武王伐纣时的彗星就是哈雷彗星,而且是哈雷彗星的可能性很小。

虽然这些研究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至少证明古代彗星记录仍然具有科学价值,可以为现代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利用。

1846年贝拉彗星返回时,人们发现了彗核碎裂的现象。 《新唐书·天文志》中可能有关于公元896年彗星分裂现象的记载:“有一大两小三客星,于虚危之中,时而合时而散”。 ,并相伴东方。它像一个水桶一样移动,三天后,两颗小星消失了,大星也消失在它的后面。 用现代天文学知识重新审视这一千多年前的客星记录,显然这很可能是一颗破碎的彗星。 唐代史书也可能记载了彗星亮度突然大幅增加的罕见现象。 在欧洲,这种现象很晚才被天文学家认识到。

因此,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结合新的天文发现,古代天文记录在未来仍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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