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过:“大学不叫大楼,才叫大师”。 凡夫世界,难有师父; 灾难过后,只剩下伟大的成就。 在我们经历的黄金时代,我们有幸在母校仰慕那些学术带头人,受教于那些学术大师。 在我对南大过去的记忆中,那些难忘的身影依然历历在目。

1.化学两大巨头

南京大学1978级的学生,无论系系、专业,大概都见过高继宇教授和戴安邦教授。 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这两位化学家都住在南苑,而且住在南苑北门附近,在南苑北门右侧宣传栏后面的两栋青砖小楼里; 第二,当时这两位化学家仍然每天去北苑上班,和我们学生一样进出南大正门。

我们大学的时候,高继宇教授是副院长,戴安邦教授是化学系主任。 当时,两位先生已年近八十,仍坚持教学和研究。 高先生的身体直立,戴先生的背微微驼背,但他们都拄着拐杖。 每次见到这两位老人,我都会对他们产生敬意。

虽然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但我们对科学家的敬佩却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南京大学这个名校的声誉与这些科学家息息相关。 还记得四十年前(1980年),“文革”后第一批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中,有来自南京大学的:化学家高继宇、戴安邦,物理学家魏荣珏、冯端,天文学家曲勤跃,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徐克勤等。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清华大学和北大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只有十人左右。 经过几十年的院系调整和各种政治运动,南京大学仍然有这样的科研实力,足见母校当时师资力量的强大。 那是我们每个南大学子当年的骄傲!

从1978年到1993年,我在南苑生活了十几年,我后来的宿舍距离这两位老人的住处只有100米。 十几年来,我经常在南园北门附近看到两个拄着棍子的老人。 在我看来,这两位百岁老人(两人都活到了98岁)的科学人生就是一部南京大学的百年发展史。 每当我回忆母校生活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两位老人。 两位化学大师永远是母校记忆中的两座丰碑。

2、历史系老教授

1978年我们入学时,韩儒林、蒋梦寅、王胜祖三位著名历史学家还健在。 他们主导的三个研究方向是蒙元史、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 他们是我国最早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学科之一,足见其在当时国内的学术地位。 除了这三位权威之外,历史系还有几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比如刘玉皇,同样令人敬佩。

韩儒林教授是当时的历史系主任。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韩老师在系七、八年级新生开学典礼上致辞。 正是在这次演讲中,我第一次听到韩先生说出了史学界流传的那句名言:“不如坐十年板凳,文章不空”。 很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文章,这句话出自范文澜之口,第一次听到确实是韩先生说的。 作为本科生,我们向韩老师学习的机会并不多,但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 1981年春,郑州大学历史系秦培恒教授来南京参加学术会议。 他提出去拜访韩总,会务组就安排我陪他去。 当时,韩先生住在青岛路的一个单门四合院里,与副校长范存忠教授合住一栋小楼。 当我们来到青岛路韩先生的住所时,韩先生打开院门迎接我们,但他并没有迎接家里的客人。 他坚持邀请客人到西南楼三楼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然后坐下来谈话。 家里来客人不方便吗? 还觉得不够正式吗? 当你已经在家门口时,为什么还要搬到研究实验室呢? 我记得当时我很困惑。 1982年毕业前夕,我和郑惠新、王晨两位同学与韩老师合影。 今天看着这张照片,我不禁在心里感叹:“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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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左二为作者)与韩儒林老师在历史系门口合影

蒋梦寅教授住在南苑小坟桥的一栋老式小楼里。 从我住学生宿舍到后来住老师宿舍,离江老师住处的距离不超过100米。 从我1978年入学到1988年蒋先生去世,我经常看到蒋先生在南花园里慢慢地散步。 我给大家讲两件让我印象深刻的有趣的事情。

首先,我曾在南苑南北方向的大路上看到蒋先生与一位外国学者同行。 场面很有趣:一个老了,一个年轻了;一个老了,一个年轻了。 一米九); 一胖一瘦; 一位完全秃顶,一位卷发。 但两人摇摇晃晃地走着,用英语聊天,丝毫没有违和感。

第二,江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英国,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很多年没有去英国了。 晚年,一名学生从英国游学归来,给他带来了最新版的伦敦地图。 江先生看了半天,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悲伤地说:“我当年就住在这里!” 江先生的研究生刘伟博士当时也在场。 回到宿舍后,我们聊起了这件事。 可惜不能重游故地。

刘玉皇教授给我们班讲授《古汉语》。 新生由教授教授基础课程,这在当今的高校里恐怕很少见。 刘先生博览诗书,博学多才。 他是我所知道的对“四书五经”最为熟悉的老一辈学者。 课堂上,他曾朗诵他那首充满灵感的诗句“最激动人心的是一卷白卷闯辽西”,至今让我们全班同学难以忘怀。 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我和刘老师一起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我们有很多见面和受教的机会。 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刘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一生追求上进,晚年(1986年)如愿入党。 在他的家乡安徽潮县,刘氏家族,尤其是后来投奔革命的刘氏三兄弟,被视为红色传奇人物。

真正的传奇人物是胡云功教授。 胡先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 1923年瞿秋白亲自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与康生同班。 参加北伐,与叶挺私交甚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0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32年,他因受到王明的排挤而被无故“开除”出党。 命运如此曲折,这位原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安徽、福建等县的县长。 虽然后来他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包括1948年煽动反对陈毅),但由于历史原因,胡先生在解放后不可能担任高级行政职务。 经过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胡先生于1952年偶然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三十年后,胡先生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一直致力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的研究。南明时期,我是一名研究明清史的研究生。 就这样,我们有了交集。 虽然我读过胡先生写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内部印刷版),也读过他的系列回忆录,但与胡先生的几次聊天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胡先生因病住进台大医院,科室安排我晚上陪他。 胡先生虽然躺在病床上,但思维特别敏捷,也很健谈。 在漫漫长夜里,他谈到了自己的同学康生(当时好像叫张云),并评价“这个人很黑很坏”; 他还谈到了他的前直接领导人周恩来,对他非常钦佩。 遗憾:“周老师太爱毛了”、“他怕毛!” (以上引号为原话)胡老师浓重的安徽口音似乎还回荡在我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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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前排右四)和我的同学有幸聆听了大学学者的讲座。

3.我的导师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攻读明清史研究生,导师是洪焕春教授。

洪先生有着特殊的学术经历。 他与毛佳琪、王觉飞、江赞楚年龄相仿,都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 但不同的是,毛先生、王先生、蒋先生都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而洪先生则没有上过大学,靠着深厚的家世背景自学成才。 外祖父是清末著名学者孙以让,拥有著名的图书馆玉海楼。 其叔父孙衍照曾任国立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同治图书馆主编。 洪先生晚年的代表作《浙江方志考》(60万字)和《浙江文献集》,充分体现了其家庭出身。 祖孙三代,学习数百年。 虽然不敢说他们对浙江学术史的贡献是空前的,但恐怕也是空前的。

洪先生非常勤奋。 每次我去他家教书,他都在办公桌前写字。 即使在身患重病接受手术后,他仍然坚持读书,从不浪费时间。 我深受感动。 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学者,洪先生没有宗派观点,乐于助人。 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及历史系的校友可能会感兴趣:洪先生去世后,骨灰安葬在校园时,只有他的家人和学生在场。 赵瑞红教授急忙赶了过来。 洪和赵是什么关系? 原来,赵老师虽然才华横溢,但在中文系的处境却很糟糕。 洪总在重要场合仗义执言,最终解决了赵总的重大关切。 这位白发的翻译家、诗人是一位有气质的人。 他比洪先生大五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景!

多年来,每当想起我的恩师,我的心情都是复杂的。 一方面,我因为自始至终没有从事学术研究而感到愧疚; 另一方面,我也很感激,因为洪老师的勤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人生的轨迹自然也不同。 作为一个学者,我没有其他的长处。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我正是通过像导师一样的勤奋和学习,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个人独立和精神自由。 这或许是对我的导师来说最安慰的事情了。

2020年是洪焕春先生诞辰100周年。 我想用这篇短文向我的导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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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焕春先生

4.青春,明媚的忧伤

当我回忆南大的过去时,我常常想起何如教授。

何先生是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著名法语翻译家。 很巧的是,我在考入南京大学之前就已经知道何老师的名字了。 我的高中班主任是文革前南洋大学法语专业的毕业生。 1978年春,当我们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也在准备南京大学法语考研,我们的导师是何茹老师。 后来听说何老师那年没有招研究生,因为考试题目太难了。

后来在台大,我多次听到老师和同学谈论这件事,我对何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法文译本的入围者,《毛泽东选集》的译者。法文版《毛泽东诗词》,国内首创。 一批唯一的法国博士生导师。 我对他的敬佩与日俱增。 每当我在校园里见到何老师时,我都会向他致敬,每次都会注意。

我发现何先生的眼神显得有些忧郁。 有一年初夏,我在南苑北门与何先生见过几次面。 他总是站在布告栏前,看着面前来来往往的年轻学生,若有所思,眼神忧郁。 有时候,何先生也不拘一格,手里拿着一根冰棍,站在那里嚼着。 有同学开玩笑说,何先生只喜欢和漂亮女孩说话,从不和男孩说话。 虽然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但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我印象中何先生的眼神总是忧郁的,甚至略带悲伤? 难道是受到了他一生所研究的法国文学的熏陶和熏陶?

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了歌手汪峰的《再见青春》: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痛苦。

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

再见了青春,再见了灿烂的悲伤。

再见青春,永远的迷茫……”

歌声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立刻就想到了何老师。 这个晚年的翻译家,这个充满法国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忧郁的眼神分明与青春有关! 时光流逝,青春不再。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灿烂的悲伤”和“永恒的迷茫”! 我突然有点理解何老师了。

我已经决定了:下次回母校,我一定要专程到南苑北门,站在何先生停下的地方,看着那些年轻漂亮的脸庞,全然不顾那些惊讶的目光。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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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美丽的青春!

作者 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