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文考古的角度看古代人的天文学观

——彩星传统与三甲行经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常识:夜空中的星星是五彩斑斓的,行星由于行星表面物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星星由于其自身的性质而呈现出蓝、白、黄、红等不同的颜色。温度。 新石器时代的算命龟,里面装满了不同颜色的石头(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羊甲湖》,科学出版社,1999)。 不同颜色的石头被用来象征星星的意义(见冯石,“自然的颜色与哲学的颜色——中国传统方形颜色理论的起源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 著名的大火星(心宿二)是一颗红色的一级亮星,而在西汉星图中,这颗星也被特意涂成了红色(图1,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事实上,除了对星辰真实颜色的这种认识外,古人还形成了以颜色识别星官的独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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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汉星象图上所绘的大红色火星(龙左后爪所持的一颗星有红色残渣,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出土)

一种颜色的星星传统

满天星官的编制,从三国时代开始就已经系统化了。 当时东吴太师陈焯,广泛收集甘德、石神父、吴显等人的星官星图,求同存异。 编制了包含283颗星和1464颗星的综合星表,并绘制了星图。 这项杰出的工作,使南朝刘宋时期的天文学家钱乐之绘制出了一张看似改进的星图。 学者们曾普遍认为,钱乐之开始在他绘制的星图上,用三种不同的颜色来代表古代占星师石、干、吴仙三位所确定的星辰。 其中石神甫用的是红色,甘德用的是黑色,无仙用的是白色。 但事实上,北燕太平七年(415年)冯素甫墓绘制的天文图,已用红、黄、绿三种颜色来区分星星(见李耀波《北票县西官营子北》) ,辽宁”)。 燕丰苏府墓”,《文物》1973年第3期),这意味着用不同颜色标记星星的做法显然早于钱乐之。从这一点来看,陈卓可能已经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他的星图中。

用颜色标记星星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古人对科学史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与实际观察到的星星颜色无关,而是因为人们始终认为,三大天文流派的占星学时、干、五贤的方法与星象的对象不同,所以必须将它们相互区别开来,这样人们才能知道哪些星体本来属于哪个星象系统。 因此,用不同颜色标记星官的做法几乎成为中国天文学的固有传统。

考古提供的证据表明,这种用不同颜色标记星官的做法早于陈焯、钱乐之等人就已存在,而且不同时期标记星官的颜色也有所变化。 西安交通大学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星象图中,星官的绘制方法是先用白漆画出星星,然后用墨线勾勒出星星的轮廓和联系。 (图2,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墙上的图画——陕西出土壁画集锦》,科学出版社,2009)。 河南洛阳银屯发现的新芒晚期壁画墓星图中,星官虽是用墨线勾画、连接线条,但表现星官的颜料却是黄色(图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组《洛阳银屯新芒壁画墓》,《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 陕西定边浩滩发现的东汉早期壁画墓星图,绘制星官的颜料通体红色(图4《壁上图画——陕西出土壁画集》)。 这种以红、黄、白为主的画星官的方法,与传统认为的石家、甘家、五仙家三位星官所用的颜色不同。 然而石家和五仙星象系统所使用的红色却与白色两种颜色似乎显示出其深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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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西汉星象图中的极速、斗速(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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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莽时期星象图中的龙星(河南洛阳银屯新莽壁画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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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东汉星象图中的比苏、西苏、三苏(陕西定边浩滩东汉壁画墓出土)

汉代星图所体现的用不同颜色装饰星官的做法,显然是对更古老的星象方法的继承。 它反映了不同占星学派使用不同颜色来标记星官的悠久传统。 后人将石氏、甘氏、吴显三位星官组合起来绘制时,只是忠实地保留了早期的星象传统。 这意味着这种用不同颜色装饰星星的方法不能归咎于陈卓本人。 的创造。

陈卓应该是开始使用在自己绘制的星图上用三种颜色标记三位星官的方法了。 否则,不但三星官会混乱,而且也违背了古代以颜色区分星相流派的做法。 事实上,根据对早期星象图的考察,我们知道,用颜色标记星官的做法并不是从陈卓本人开始的。 他只是继承了古代占星学的传统,用颜色来区分不同的占星流派。

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星象图都是用一种颜色来绘制星官的,但没有用不同颜色来标记星辰的星象图。 这一事实表明,某种星象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占星学流派的占星结果。 到公元5世纪初,北岩冯素甫墓星象图已采用三色标星官的方法。 显然,这只能解释为是受到了陈卓将三星官聚为一张星图的做法的影响。 影响。

中国天文学有着用颜色来区分星象系统的悠久传统,其本质很可能与王朝所崇尚的颜色有关。 据史书记载,殷人是白种人,周人是赤种人。 而无仙是殷代著名的巫师,甲骨文称之为“仙无”,所以用白色来表达他的占星传统。 石参甫是魏人,魏知县就是毕公皋,毕公皋与周同姓,或者认为他是文王的庶子,所以用红色来表达他的星象传统。 甘德可以认为是齐人,也可以认为是楚人。 楚国的祖先来自颛顼,当时还是黑色的,或者可以认为是炎帝之后,颜色还是黄色; 齐也在炎帝之后,因此其占星传统中显示的颜色可能是黑色或黄色。 显然,这种通过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占星流派的传统很可能具有王朝意义。

诚然,用不同颜色区分三星官虽然反映了中国天文学的固有传统,但哪种颜色代表哪位星官的做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虽然钱乐之习惯用红色代表石氏星官,黑色代表甘氏星官,白色代表无贤氏星官,但在《敦煌图卷二》中“ 《石家、甘家、无仙三家星经》,属于唐初六朝,不过三星官分别标注了“红”、“黑”、“黄” ,依次表示石氏、干氏、五贤星象流派所测出的星数。 至于与《明星三派》同卷的《玄香诗》(A、B版《玄香诗》(邓文宽的《玄香诗》,比《步天歌》更老的流行明星知识著作)) ,《文物》》1990年第3期),为了区分星官、紫微院三者,在很多诗句的开头都标注了“红”、“黑”、“黄”、“紫”字样(图5 ),分别代表石氏和甘氏。 施、吴贤、紫维源。 此时的星经作品表明,当时人们用黄色来代表五仙星官,而不是用传统的白色。 事实上,至少从西汉开始,用黄色来标记星官就已经是古人区分三星官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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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敦煌卷轴《玄香诗》

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占星学的传统色彩逐渐褪去,三星官的区分也变得较早期而言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准确地说,区分三星官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占星学的需要,而只是体现了一种古老传统的传承。 敦煌古卷第一版唐代星官图,用黑点代表甘氏星官,以红、黄填充的墨圈代表石氏、五仙星官(图六),现已省略。 北宋苏颂《辛夷相法要》中的星图仍沿袭了这一传统。 干氏星官用黑点表示,石氏、吴县星官用圆圈表示(图7)。

虽然这种简单的星象标记方法是早期以颜色区分三星官的传统的遗风,但周边文化深受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其星图绘制仍然保持着不变的传统(图8)。 通过这些星图作品,我们几乎可以一睹陈卓绘制星图的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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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敦煌卷轴,唐代星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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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北宋《新意象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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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8世纪朝鲜“幻影之”星图

二、三星级经典的形成

古人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星官,这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古代,有不同的占星学流派和不同的占星家。 因此,对于某个学校来说,需要用一种固有的颜色来代表这个学校和它所预言的星星。 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晚至汉代的星图都是星星与图像相结合的星图。 每张星盘中,星辰的颜色都是统一的,这意味着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时代。 结合三位星官的全天星图或星座图。

《占星学》是一部古老的占星学著作。 如果用严格的天文概念来衡量,它就是一种星表。 《甘石星册》一直被视为此类星表的早期代表。 相传战国时,齐人甘德着有《天文星象》八卷,魏人史慎甫着有《天文》八卷。 宋代以后,这两部著作统称为《干事行经》。 敦煌古卷中存世的《石干武仙三家星经》很可能写于六朝至初唐之间。 人们认为,这可能是战国三派的“星经”。 唐代瞿昙悉达编撰的《开元星象》似乎也有早期《星经》的痕迹。 书中引用了70多篇古代占星文献,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石神甫的著作。 瞿昙悉达引用这部分文字时,称其为“释氏语录”,现代学者认为这些失传的文字就是失传已久的《释氏星经》。 同时,瞿昙悉达在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甘、吴贤《星经》的内容。 通过这些引文,人们不仅可以了解陈灼总结三星官的工作,甚至可以一睹公元前4世纪的一些观测结果(见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 ,学林出版社,1989)。

虽然陈灼确实综合了三星官的作品,而且《晋书》和《隋书》的《天文记》中对这些作品有很多详细的记载,但这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我们整理一下以干、石为代表的作品。 早期星辰经文的流通。 敦煌卷轴《星辰三派》的原始日期可能与陈卓的作品相呼应。 可以说明陈卓本人确实整理了石氏的观察结果,但并不代表之前的三本《星经》已经存在。

一般认为,至少在南朝时期,世间已有甘石之作。 然而,虽然司马彪的《续汉书·吕礼志中》记载东汉贾逵曾在其历上引用石氏的《星书》,但梁阮孝胥的《齐录》中也记载了“石氏的天文瞻”。而“甘氏天文瞻、瞻各有八卷,但在早期《汉书·艺文志》的天问二十一卷445卷中,根本没有关于甘氏、石氏《行经》的记载,没有任何线索。甚至整本《数数略》,除了二十卷的《干德长流占梦》之外,没有任何与干、石有关的著作,星象著作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事实上,如果干、石曾写过《星辰书》,其原文应该早已失传,结果只是早期论文的附录集。根据对《石氏星辰书》观测年代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唐代《开元占经》中记载的“石星书”编撰不可能早于西汉末年(见钱宝琮《干石星书起源与发展考》、《浙江大学季刊》、 1937年1月),甚至可能晚至唐初就已完成(见胡维嘉《唐书所载二十八星座与“时氏”星表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史》卷一)。 17,第2期,1998年)。 事实上,从汉末到唐初,《师师星经》的增补从未停止过。

陈卓总结三位星官的工作固然重要,但他所依据的数据到底是石、干、吴贤的观察结果,还是完整的三人,还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星书”。 《汉书·艺文志》所显示的先秦文献的流传情况表明,当时的人们应该没有见过所谓三家的“星经”。 认为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勘和班固对《七策》的传承都遗漏了这一方面,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甘、石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很大,他们的作品不可能不被后人注意到。 《汉志》连甘德的梦卜著作都收录了,更何况还有更有价值的天文星象书籍呢? 而且,三本星经同时被遗漏,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这意味着,所谓的《星辰三书》很可能只是汉代或以后学者的著作,甚至陈灼本人也根据三派的观察数据重新整理了著作。 《陈桌记》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

《隋书经记志》列出与三星学有关的十四种文献,一百六十七卷,其中有的篇幅庞大。 这些作品大多是后人根据当时认定的三本《星书》的资料重新创作的,其形成时期可能集中在东汉末年至南朝时期。 阮晓旭的《七录》就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唐张守杰《史记义记》记载,甘德“《七记》说楚人,战国时着有《天文星象》八卷”,与《史记》记载相符。隋书·经籍志》。 这些较晚出版的文献并不能算是三大“明星经典”的原文。 这一点从《开元卜经》引用的相关内容分析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汉末六朝所见的三部《星经》,皆为晚期成书。 这个说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干、史的工作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近代,十二诸侯七国为相,从者从之,而高、唐则为”。 、甘、石,因时事及其书传,故占凌杂米盐……夫为汉天数,萤火有反逆动;若为逆行守护,其他星体逆行,日月食,都算占卜。” 由此可见,《干时》这部著作主要以鱼香占卜为基础,而据说《干时》的书名也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这当然反映了中国早期天文学的特点。 然而,所谓“师师占星”中,相关占星内容却很少。 其次,所谓《石氏星经》多次提到三元,如“天上六星,赤色,形如北斗七星,在天师院之南,半在江中”,“奎十六星,形似破鞋底,传于紫微渊后。” 但三元的概念出现较晚,直到《补天歌》才得以完善。 同时,《史氏星经》在对星官星数的理解上也表现出与《补天歌》的许多共通之处。 比如牛岁的天天和九看各是九星,与“补天歌”相同。 ,反映出所谓《石氏星经》的内容似乎更接近隋唐时期的《补天歌》。 其三,从《开元占经》所引述的内容看,其用词、用词颇为粗俗,毫无战国风格。 它们比《史记·天官书》中的书写还要朴素、现代,有明显的后人影响。 描述痕迹。 例如奎素“形似破鞋底”,昴七星在胃东“稍南”,似乎反映了隋唐时期的措辞和用词习俗。 因此,今天所公认的所谓“施氏占星”虽然保留了一些早期的天文观测资料和占星概念,但其形成时期应该是比较晚近的,不应该被视为战国时期施氏的独创。 至于那些早期的观测数据,显然可以解释为施天文派传承的结果。

三大明星经典的历史并不悠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观察历史一定是最近的。 虽然施氏最初的恒星观测日期早于古希腊著名的《托勒密星表》,但后者主要抄袭了公元前2世纪喜帕恰斯的观测结果,观测精度与其不相上下。 但在中国,它可能不是最古老的星表。 所谓的《五仙星经》虽然没有列出星体位置的具体度数,但既然解释了星体的具体位置,那么它仍然应该被认为是星表的早期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仙星册》可能保存了五仙历史上的恒星观测记录,有理由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事实上,天文考古的证据表明,中国天文学的古老使得系统观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年(见冯石的《中国天文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显然,随着早期星图的绘制,星表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10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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